郑同志更多时候和妇女老人们待在一块儿。她坐在树荫下，看春来娘腌菜，看着看着就问：“婶子，这野菜非得赶这时候采？早两天晚两天不成？”

春来娘手上不停，嘴里答着：“早两天嫩是嫩，可没味儿，腌出来不香，还烂得快。晚两天就老了，嚼着全是筋。就得赶着头场秋雨下透了，地气返上来，叶子还挂着水珠子的时候采，味道最正。老辈人传下来的时辰，错不了。”

郑同志就在本子上记：“采时：秋雨后，带露。”又问：“那盐呢，咋就抓这一把？我看着您手一掂量，差不离就是这个数。”

春来娘笑了：“手就是杆秤。盐少了菜要坏，盐多了齁死人。日子久了，手上自然就有准星。早些年哪有这么些秤，不都凭一双手？”

郑同志点点头，笔尖沙沙响。她也蹲在老蔫巴边上，看他编筐，问为啥非得用向阳坡的柳条。老蔫巴闷着头，手里活不停：“背阴坡的条子脆，不结实，爱折。日头晒透了的，韧劲儿足，编出来的筐经用。”这些零零碎碎的话，郑同志都细细地记下来，有时还画上两笔简单的图。

他们就住在铁柱家腾出来的西屋，吃也跟着合作社食堂。苞米面贴饼子，野菜汤，偶尔有点咸鱼或鸡蛋，就是一天的饭食。吴老师吃饭慢，一口一口嚼得细，有时会停下来，像是在品那粮食的味儿。郑同志胃口好，跟着跑了一天，吃得比有些年轻后生还香。

慢慢地，屯里人看他们，就跟看屯里人差不多了。早晨上工，会顺口招呼一声：“吴老师，今儿跟我们去北坡看看豆子？”傍晚收工回来，见郑同志在帮林穗归置晾晒的榛子，也会很自然地上前搭把手。

只有铁柱，心里那根弦还绷着。他冷眼看着，这俩人确实不像带着坏心眼来的。可他们毕竟是省城来的，是文化人，背后站着那个听都没听过的“基金会”。他们看得这么细，问得这么勤，到底图啥？就为了写篇文章，搞个什么“调研”？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吴老师自己找过来，说想“说说话”。两人就在铁柱家院里的磨盘上坐了，天边的火烧云正红得热闹。

吴老师没绕弯子：“铁柱社长，我们看了这几天，心里有些感触，也想跟你交个底。”

铁柱没吭声，等他往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