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出了一个谨慎而务实的原则：合作可争取，援助可接受，控制须严防，独立必坚持。

“对于重庆方面，那些虚头巴脑的委任状，咱们不接，但也不必公开撕破脸，可以回信表示‘抗日大义，不敢或忘，然敌后斗争复杂，宜便宜行事，番号之事，容后再议’，敷衍过去。他们想空手套白狼，没那么容易。至于他们承诺的援助……” 杨震霆冷笑一声，“听听就算了，真能送来，只要不是毒药，咱们收下打鬼子，天经地义。但要咱们听他们调遣，交出名册，门都没有。”

“对于延安方面，” 杨震霆的语气稍微和缓一些，“他们的游击战经验，群众工作方法，都是好东西，咱们可以学，也应该学。他们送来的书、药品，只要是对抗日有利的，咱们也收下，记下这份情。但‘政治领导’、‘思想改造’这些，咱们要心中有数。咱们的队伍，成分复杂，有猎户，有矿工，有溃兵，有受不了鬼子压迫的百姓，大家聚在一起，图的是打鬼子、活命、保住家园，硬要套上一种说法，反而可能坏事。可以请他们派有真本事、能吃苦、不摆架子的‘教员’来交流经验，但指挥权、人事权，必须在我们自己手里。”

“至于那位外国记者，” 乌尔塔接口道，眼中闪过一丝精光，“他若真有胆子进来，咱们可以见见。但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在哪儿见，得咱们说了算。让他把鬼子的暴行，把咱们山里人怎么被逼得没活路才拿起枪的事，传出去，让外面的人知道，这‘满洲国’不是他们说的什么‘乐土’，是血和火的地狱！这对咱们，对全国抗战，也许有好处。但咱们的底细，咱们的布置，一个字也不能漏。”

一番商议，对策渐明。他们决定采取一种极其灵活、甚至可以说是圆滑的策略：广交朋友，多结善缘，明拒控制，暗收实利。 对所有外部联络，保持开放但谨慎的态度，充分利用各方提供的资源、信息和国际关注，来壮大自己，但对任何试图控制、吞并、改变盟约独立性质和行动自主权的企图，必须坚决而巧妙地予以抵制。这是一场没有硝烟，却同样需要高度智慧、警惕和原则性的博弈。

新的命令，通过刚刚建立起来的、脆弱的交通线，传递到各支队负责人那里：提高警惕，注意甄别外部接触者。可接受爱国同胞的物资捐助（但需严格检查），可与一切真心抗日的团体、个人合作，但绝不可泄露核心机密，更不可接受任何形式的改编或听调不听宣的指令。保持独立，自主发展。

消息也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了“济世堂”和其他同情抗日的组织，表明了盟约“合作抗日，坚持自主”的基本立场。

万兽盟约，这支在血与火中拼杀出来的队伍，在刚刚熬过军事上的生死考验后，又不得不立刻转身，面对这更为复杂、暗流汹涌的政治漩涡。他们凭借的，不再是子弹和刺刀，而是对自身目标的清晰认知、对独立自主的顽强坚持，以及在残酷环境中锻炼出的、近乎本能的警惕与务实。

远方的回响，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开启了新的可能。无形的战场上，博弈已然开始。而乌尔塔和杨震霆都清楚，这场没有枪炮声的战争，其复杂和凶险程度，或许丝毫不亚于面对日军的枪林弹雨。他们必须像在风雪中辨认兽迹一样，在这纷繁复杂的信息和诱惑中，找到那条属于他们自己的、艰难但正确的生存与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