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比如怎么防止大地主隐瞒财产？那就需要各地衙门清查田地等手段。

顶层设计永远是顶层设计，上有对策下有对策，是亘古不变的问题。这就需要朝廷行政力量来不断解决。

在任何制度设计上，可见的历史之中，未来能预期的历史之中，都是不可能十全十美的，两个手段解决问题，一是行政力量的不断压力，二是利弊得失的取舍。

甘奇这个答卷，会让富裕者交出大量的税收，让真正最贫穷的那一部分人，解除税收压力。

但是，甘奇可能会得罪整个读书人阶层。

但这仅仅是一份考卷而已，甘奇也没有真正详细去阐述其中细节，在别人看来，甘奇这只是在提供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方案代表了甘奇对浮费弥广这件事情的认知水平。

简单写完阶梯税收制度，甘奇又开始着重写起了商税改革。

商税改革，在这个时代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监管问题，这个时代的朝廷，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去监管商业活动，也就是说你压根就不知道一个商人一年能赚多少钱，也就不知道该收多少税合适。多了怕把人逼死了，少了那是正常的，国家损失了。

所以在商税问题上，往往依托的是各地口岸，比如码头，比如城门，有多少财货进出城门，然后由收税的官员决定收多少钱，这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官员真的知道别人这一车货物值多少钱吗？官员真的知道这一车货物能赚多少钱吗？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官员，是否太容易在其中牟利了？比如一车货本来应该交十贯钱的税收，最后官员拿了五贯钱，国家拿了一贯钱，商人少出了四贯。甚至许多商人都不用交钱，把官员打点好了，货物就自由进出了。

还有服务行业的税收问题，那就更简单粗暴了，比如樊楼一年交了多少税？那完全就是关系打点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但是樊楼一年赚了多少钱？少说也有几十上百万贯的钱，这些钱，国家几乎都收不到税收。

这就是为何大宋朝社会氛围如此宽松，商业如此发达，但是商税从来都是朝廷收入极少的那一部分。

那么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甘奇很是认真的想了这个问题，引入了一个东西，叫作税务发票的东西。这个东西在汴梁城，必然能带来无数的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