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酒割发代首，支付赎金，在不损害法治精神的前提下，救下了七百多名吴越之民性命，一时被奉为神明，在越国大大收买了一波人心，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仁君”形象。

但俱酒的出发点却不是单纯的作秀，而是基于对历史上卫鞅其人的认知。

先秦时期的法家，都偏向“重刑主义”。尤其是卫鞅，他是第一个系统地提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重刑主义者，其后的韩非子也坚持这一思路。

“重刑主义”的基本表现就是“轻罪重刑”和刑罚残酷。

翻开《商君书》，重刑的主张比比皆是，比如“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用重刑去处罚轻罪，刑罚执行到位，事情就迎刃而解，国家就强大了。

卫鞅还主张“重刑轻赏”，提出“王者刑九赏一，削国刑五赏五。”也就是要将百姓的价值压缩到最极端。

至于刑罚的手段，更是五花八门、林林总总，墨、劓、剕、宫、凌迟、大辟、腰斩、五马分尸、炮烙之刑等等，主打一个残忍。

重刑主义的出发点是将威慑作用发挥到极点，乱世用重典常常会有快刀斩乱麻的效果，但严刑峻法必然动摇统治根基，“天下苦秦久矣”就是重刑主义结出的恶果；二世而亡，也是拜重刑主义所赐。

正是基于对重刑主义的警惕，俱酒果断出手，制止了卫鞅在邗沟边的这次大屠杀。

在免死吴、越民众的欢呼声中，汉王俱酒登船继续南下，卫鞅也跟上船来，进入船舱之中参见汉王。

俱酒道：“相国，赎金朕一分也不会少的。”

卫鞅大礼参见：“臣适才失礼于王，罪该万死，请王上责罚。”

俱酒微笑着道：“相国之心，朕岂不知？此举，声名归于朕，祸灾归于身，相国志在宣扬汉德，感化越民。”

接下来，卫鞅向俱酒汇报了他在越国施政的情况，因为有采采公主的鼎力支持，以及淳于浩舟师的强力背书，各项改革计划推进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