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规定县衙的吏数通常是38人，分别充于吏房、户房、礼房、刑房、工房、兵房和承发房。

除承发房专管公文档案的收发保管外，其余县里六房完全与六部对口。

可以说六房县吏就是我大明行政的最终执行者，县政的好坏与六房县吏关系极大。

不知宜兴的县吏，如今是否存在缺额？”

杭思鼎赶紧解释道：“县官四人只是最高限额，实际上大部分县衙的官员都是不足额的。

在没有县丞或主簿的情况，都是由典史分领丞、簿之职。

再加上根据朝廷里甲制度，110户为一里。

如县编户不及二十里，则县丞、主簿一并裁撤，仅余典史一人辅佐知县。”

杭思鼎这番话听起来虽然驴唇不对马嘴，但也是从侧面上告诉朱棡，县衙官吏不足属于普遍现象。

况且“空印案”将从给空白文书加盖官印的州县官员，到各级主管部门。

包括督查不力、消极配合的户部高官，全部落入了嫌疑人名录。

从中央到地方，不管贪官、清官，只要和赋税沾边的都倒了大霉。

凡是掌管印章的主管级别官员，统统都被被老朱列入了“处斩名单”。

涉及“空印案”的副职和基层公务员，则被重打一百大板，然后发配充军。

经过这么一清剿，全国主要地方官员，几乎是一扫而空。

问题这个案子是朱棡亲自揭发出来的，罪名则是朱标和老爹定的。

只是谁也没想到，大明官吏本来就存在严重的缺额。

如果不是朱棡拿出了“戴罪立功”的过渡性政策，恐怕他现在还真没有办法补全那些缺额。

“听杭知县的意思，宜兴就连朝廷规定的六房县吏都存在很大缺额。

这恐怕会对我大明行政的最终执行，产生极为不好的影响。

恰好孤王从‘空印案’里面找出来，一些愿意戴罪立功的犯官。

不如就让他们在宜兴，暂时做个县吏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