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明踏上了学习写作之路，而对于他来说，找到一个理想的写作环境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在一个相对幽静且便利的空间里，他才能让自己的思维自由驰骋，将脑海中的灵感转化成生动的文字。

然而，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周围的世界充满了嘈杂与纷乱，各种琐事如蛛网般缠绕着他，不断地干扰和分散他的注意力。有时，正当文思泉涌之际，一阵突如其来的喧闹声会硬生生地打断他的思路；又或者，当他急需某本参考书籍或资料来佐证观点时，却发现它们要么短缺不见踪影，要么被错置得难以寻觅，即便翻箱倒柜也无济于事。这些因素都会极大地破坏写作时所必需的“感兴”，使得原本流畅的创作过程变得磕磕绊绊。

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客都深知良好写作环境的重要性。例如隋朝诗人薛道衡，每次登上吟榻构思诗句时，只要听到一点人声便会怒不可遏。对他而言，躺在那宁静的吟榻之上，全身心沉浸于诗歌的海洋才是最佳状态，任何外界的声响都是对其创作灵感的亵渎。还有宋代诗人陈后山，每当他挥笔作诗之时，家人甚至会特意将家中的猫犬驱赶出去，并把年幼的孩子暂时寄托到别人家。如此大费周章，无非也是为了营造出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避免那些细微的动静扰乱他写作时的思绪，确保作品一气呵成。据那些与柳青关系密切且深知其为人的编辑透露，当柳青着手创作《创业史》这部巨着之时，发生了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当时，柳青的妻子为了确保他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之中，不被外界的任何因素所干扰，竟然将他们居住的那座小小的跨院院门紧紧反锁住。这样一来，柳青便可以在这个相对封闭而又宁静的空间里，心无旁骛地专注于自己的文学世界，全力以赴地进行创作。

通常情况下，对于大多数作家而言，在写作的过程中极其忌讳受到来自外界的种种干扰。为了寻得一方安宁的写作净土，他们常常绞尽脑汁地想出各种办法来躲避纷扰。有的选择像捉迷藏一样“东藏西躲”，频繁更换写作地点；还有些则干脆变得“行踪不定”，让人难以捉摸其具体所在之处。这种看似有些狼狈的行为背后，实则反映出作家们对创作环境的高度重视和对作品质量的执着追求。

众多的作家和学者们，之所以偏爱在凌晨时分或者夜深人静的夜晚展开工作，而将白天的时间用于读书看报、走访亲朋好友、参加会议以及处理各类繁杂事务等活动，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缘由便是此时周围环境较为静谧，几乎无人前来打扰。在如此宁静的氛围中，他们的思维能够迅速集中起来，仿佛瞬间进入了一个特定的“规定情境”，置身于充满想象力的“艺术天地”之中。于是乎，灵感如泉涌般汩汩流淌，工作效率得以大幅提升，从而能够创作出高质量的作品，成果斐然，可谓是极为“出活儿”。当然，这只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但不可否认它确实揭示了创作所需条件的某些共性特征。此外，还有一些颇为特别的个例存在。据书中所记载：在宋代时期，有一位名叫杨大年的作家，对于所谓“环境”究竟是“安静”还是“喧闹”，似乎并不怎么在意。每当他想要动笔撰写文章之时，总会与自己的门徒以及前来拜访的宾客们一同饮酒作乐、猜拳行令，或是参与投壶、对弈等活动，期间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整个场面热闹非凡，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般嘈杂喧嚣的氛围竟然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构思进程。只见他手持小巧的方形纸张，笔触轻快地舞动着，仿佛飞翔一般迅速流畅，而且行文一气呵成，无需任何修改润色。每当他成功填满一张纸后，便会立即吩咐身旁的门徒将其誊抄下来。那些门徒们虽然忙得不可开交，但依然竭尽全力去完成这项任务。就在这短暂的片刻之间，杨大年已然洋洋洒洒地写出了数千字之多，其才华横溢着实令人惊叹不已，堪称一代文豪！难怪连欧阳修都慨叹说:“真一代之文豪也”!在这里面确实存在着一些“夸张”的成分，但杨大年那极其敏锐的文思，以及他能够将混乱视为平静的非凡能力，即便身处喧闹嘈杂、纷纷扰扰的环境之中，依然能够从容地挥笔成章，这一点恐怕是毋庸置疑的。就如同曹操当年“横槊赋诗”时那般豪迈壮阔，又恰似袁虎“倚马可待”时那样才思敏捷，要知道当时他们所处的环境可都称不上幽静宜人啊！而且所谓的“条件”恐怕也并不怎么“便利舒适”，然而他们却依旧创作出了众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名篇。由此可见，一个作者对于各种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并非天生注定，而是完全可以通过后天的不断磨练得以提升和强化的。

再看如今这个时代，那些活跃在一线的新闻记者们相对来说就更为“习惯”于置身在嘈杂、纷乱不堪的写作“环境”当中了。他们毫不畏惧艰辛困苦的生活境遇，从不惧怕艰难险阻的工作条件，更不会去刻意追求安逸宁静的居住场所。无论面对怎样恶劣的外界因素干扰，他们始终坚守岗位，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出色的专业素养，迅速而准确地记录下一个个具有重要价值的新闻事件。这种对复杂多变环境的强大适应力，无疑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和借鉴的宝贵品质。对于他们而言，那所谓工作的“写字间”，其实多数情况下并非固定于传统意义上的办公室内，而是广泛分布于车间之中、辽阔的田野之上、简易的工棚里面、硝烟弥漫的战壕之内、庄严肃穆的会场当中以及激情四溢的球场上，甚至可以说是遍布于整个“社会生活”的每一寸广袤空间。

小主，

就像那位名叫哈尔·博伊尔的人所讲述的那样，当谈到自己的写作状况时，他感慨万千地说道：“诚然，身为一名撰稿人，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无法自由地挑选工作的具体时间，更难以随心所欲地决定工作的地点所在。在过去长达二十余载的时光长河里，无论是身处战火纷飞的动荡局势之下，还是处于和平安宁的环境之中，我都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进行专栏写作这项工作。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景，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灵感涌现或是任务紧迫，我就得立刻投入到写作状态之中。有时候，我不得不迎着非洲大沙漠那刺目的阳光奋笔疾书；有时候，则只能依靠微弱的烛光或者手电筒发出的光芒来照亮眼前的纸张；还有的时候，哪怕是在法国那家简陋旅店中那昏暗得近乎失去照明作用的、几近报废的电灯泡下，我也要想尽办法，利用手中仅有的铅笔、钢笔，又或者是那台老旧不堪、色带早已破烂得满是窟窿眼儿的打字机，争分夺秒地完成稿件的撰写。”有时,我是在这样一些情况下写稿的,如坐在战壕里、躺在平板床上、挤在漏雨的帐蓬里、坐在古老的飞机上。有一次我竟然是一边蹲在美军厕所的一个大便坑上,一边写稿的。

所谓“窥豹一斑”，这段叙述应当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与代表性。透过这简短的描述，我们能够获得如此深刻的启示：铸就最佳“思维势态”的核心要点，归根结底在于将注意力提升至极致的高度集中，并让思维能力始终保持紧张且活跃的状态。宁静平和的外部环境无疑有助于营造出此种“状态”；然而，即便置身于纷繁杂乱、动荡不安的境遇之中，我们仍需努力适应各种条件，竭尽所能地去争取构建起这般“状态”。

诚如“时间”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机遇”一般，“环境”亦绝非简单地等同于“机遇”。不过，必须承认的是，“环境”与“机遇”之间的关联极为紧密。因为“环境”在相当程度上乃是推动“机遇”降临、掌控“灵感”展开辛勤“耕耘”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客观因素。

就拿五明学习写作这件事来说吧，他所养成的那种独特的“习惯方式”，其实正是在不断探索如何充分利用周边环境来激发自身创作灵感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比如，当他身处静谧清幽的图书馆时，那满架的书籍以及周围专注阅读的氛围，会令他的注意力迅速聚焦，思维变得异常敏锐，从而能够更好地捕捉到一闪而过的创作灵感；而当他行走在喧嚣热闹的街头巷尾，那些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则犹如源源不断的素材源泉，为他提供了无尽的创作灵感和想象空间。无论是何种环境，五明都学会了巧妙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和思维模式，以最大限度地挖掘其中蕴含的宝贵资源，进而不断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

五明认为，写作的习惯方式大都是很有个性特色的。比如鲁迅,他写作之前虽不写“提纲”，但极看重打“腹稿”。就连写一篇三、五百字的短文，他“也不是摊开纸就动手。那张躺椅是他构思的好所在。那早晚饭前饭后的休息,就是他一语不发,在躺椅上先把所要写的大纲起腹稿的时候”。这样“凝神结想”、“立定格局”之后,他才动笔成文。写的时候,总喜欢点燃起香烟,用“金不换”的毛笔在他最爱用的稿纸上很少涂改。他在给叶紫的一封信里说。先前那样十步九回头的作文法,是很不对的，这就是在不断的不相信自己一结果一定做不成。以后应该立定格局之后,一直写下去,不管修辞，也不要回头看。等到成后,搁它几天,然后再来复看,删去若干,改换几字。在创作的途中，一面练字,真要把感兴打断的。我翻译时,倘想不到适当的字,就把这字空起来,仍旧译下去,这字待稍暇时再想。否则,能够因为一个字,停到大半天。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是十分重视“立定格局”即搭好整篇文章的“间架”的；也是十分注意“创作的途中”保持“感兴”即保持最佳的“思维势态”,求得思路的“贯通”的。他所反对·的:一面写作一面“练字”，一面行文一面“修辞”；一面写作一面停下来去查字典、补空缺等，正是许多初学者常常爱犯的毛病!

郭沫若的“习惯方式”也很有个性特点。他写作之前，比如要写小说,总要先把托尔斯泰或福楼拜的小说读它一两篇；要写剧本，便先把莎士比亚或莫里哀的剧本读它一两种。“读”也不必全读，有时只读几页甚至几行即可,目的在于得到一点“暗示”,促进“不可遏止”的写作“兴趣”。他写诗,常常是“灵感”突来的一种挥洒。如《地球,我的母亲》；是在日本福冈图书馆看书时突然受了“诗兴”袭击,跑到馆后,脱下木屐,躺在地上,和“地球母亲”亲昵、拥抱，觉得诗在心里“完成”了,然后连忙跑回寓所把它写完的；《凤凰涅盘》是在一天之中分成两段写就的一个半天在学校课堂里听讲的时候，突然诗意袭来,“便在抄本上东鳞西爪地写出了那诗的前半”,晚上临睡时后伴的“意趣”又袭来了，于是)禁伏在枕出用着铅笔只是火速地，”全身作冷，牙关打战，把它整个写成了。他写剧本。一般有较细的“人物提纲”,写起来也非常“快”，《屈原》写了十天,虎符写了十天，《孔雀肌》写了五天，《蔡文姬》写了七天。但写前“酝酿”的时间较长,写后“修改”的功夫较大。总之·他的写作，诚如他自己所说，是“命泉中流出来的瓶律,心琴上弹出来的乐曲”,是“生之颠动,灵的喊叫”,很有“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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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柳青的写作“习惯方式”也很特别。《创业史》的责任编辑曾这样介绍说:“人家都是坐着写书,我是站着写的。”说这话时,他站在这间书房兼会客室的中央，露出了一副令人惊讶的神气。后来我才清楚，原来柳青写小说的时候，总是在房子里,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踱来踱去,他想好了,觉得满意了,停下来，站在桌边,拿起笔剧刷地滑过稿纸。之后,又踱来踱去，就这样，他把自己沸腾的心血,带着特有的激情和诚意，进入了创作境地。几十万字的书,就是这么写出来的，表现了多么充沛的精神，多么敏捷的思想,多么顽强的意志啊!

许多人可能知道海明威，美国作家站着写作的趣闻，他之所以“站着写”不过是为了作品的简洁、精粹；而柳青的“站着写”,是写“长篇小说”,却是为了能使创作得到“感兴”,能使作品注以“激情”。他写作时习惯于“踱来踱去”；想好了,又习惯于站着“刷刷”地挥洒。“踱来踱去”,是思考酝酿、促其“机遇”；“刷刷挥洒”,则是“感兴”勃发、一气呵成。

在国外，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度很多作家都“习惯”于借助打字机写作。着名记者威廉·L·瑞安甚至这样说过:“没有打字机，我几乎都不能思考问题。”不仅如此，他打字时也很特别，当一篇报道按照我所希望的方法写下去时,打字机发出的啪嗒啪嗒声是安慰性的音乐。这种声音越响越好，当我起劲油肆打着打字机，以致看上去机器都快要冒烟和散架时,我是最高兴的。不过这样做对设备来说是粗暴的。

你看,声响像是“音乐”,用劲敲打键盘使他最为“高兴”。而这种写作时最“高兴”的精神状态,无疑是最得其“机遇”、写得最“顺手”的时候。

所以,良好而独特的写作“方式”、写作“习惯”的养成，在事实上是相当重要的。这种长期和文字打交道所逐渐形成的极富个性色彩的工作方式,一般说,它的“内部根据”,它的“基础”,实际上正是这种写作的“感兴”!不能触发“感兴”、疏通“文思”、调动“情绪”的方式和习惯、渐渐被放弃并淘汰了；最能够沟通“思路”、引发“激情”、产生“灵感”的方式和习惯,渐渐被摸到并肯定下来了，这就形成了自己所适应的写作“习惯方式”。它应该是因人而异的,切忌照套硬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