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历史，凡女强人者，必涉足皇权。大多都具有：性格强，能力优，处事决，手段多，心够狠，命够长，话题多，影响大等特点。

在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漫长封建社会历程当中，两汉时期，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称得上是整个封建时代的起始之王朝。

众多属于封建时期的各类制度与体制，皆是于这两段时期开始孕育，逐步成长并得以延续下去。而就在此阶段之中，存在着两条极为突出且未曾明文规定的政治惯例。其一便是外戚干预政事，其二则是太后亲临朝堂主政。

所谓外戚干政，顾名思义，即指皇帝的母族或妻族，凭借其特殊身份及影响力，参与国家政务决策甚至掌控朝政大权的现象。

这种情况在汉朝尤为常见，例如西汉时期的吕氏家族，窦氏家族等都曾权倾朝野；东汉时期的梁冀，更是独揽朝政二十余载，其权势之大令人侧目。这些外戚势力，往往通过联姻等方式与皇室紧密结合，并利用自身的优势，不断扩张势力范围，对朝廷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而太后临朝，则是指当皇帝年幼，或者无法亲理朝政时，由太后出面代理国政的一种政治形式。在汉代，由于皇位继承制度，尚不完善以及宫廷斗争激烈等原因，不少皇帝在位时间较短或者登基时尚未成年，此时就需要太后站出来主持大局。

太后作为皇帝的生母或嫡母，拥有较高的威望和地位，她们可以借助自己的权力，任命亲信大臣，制定政策法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稳定政局。

然而，太后临朝也并非毫无弊端，一些太后可能会因为个人私欲，或能力不足而导致政治混乱，社会动荡。

总之，外戚干政和太后临朝，这两项不成文的政治规矩，既是两汉时期政治生态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当时社会矛盾和权力斗争的集中体现。它们对于后世封建王朝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给我们研究古代政治制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尤其是太后临朝这个制度，对两汉时期，尤其是东汉，有着广泛且重要的影响力。在东汉一朝，更是出现了“六后临朝”的局面。

当然，每一位临朝的太后，都属于那个时期的女权人。她们利用自己的地位，以及政治手段。让自己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足迹。当然，对于这些人的功绩，后世给出的结论也都是褒贬不一的。

六后临朝的第二位和熹皇后邓绥，在后世的名声最大。她对于时代的贡献，和推动社会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当然，在对于名门望族的打压上，邓绥也是不遗余力的。

正是由于她的这一个举措，在让她之后，那些不是出生名门望族的女子，有机会成为东汉的皇后，有机会走向权力的巅峰。

第一个受到这个措施带来的福利的，就是东汉六后临朝中的第三人，汉安帝刘祜的皇后。后世称之为：安思皇后。

汉安帝刘祜，这位主宰着东汉天下的君主，乃是该朝的第六代统治者。回顾往昔岁月，那些曾登上皇位宝座的先辈们，他们册立的皇后，无一不是出身自那个时代显赫一时，声名远扬的世家大族。这些名门望族以其深厚的家族底蕴，卓越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广泛的人脉资源而备受尊崇。

可以说，东汉历代帝王选择皇后时，往往会将目光投向这些拥有崇高地位和强大背景的家族。通过与这样的家族联姻，不仅能够巩固皇室自身的权力根基，还能借助其势力来稳定朝局，治理国家。这种传统做法既体现了皇家对于门第观念的重视，也反映出当时社会阶层分明，等级森严的现实状况。

诚然如此，当这些女子登上当朝皇后宝座之际，她们背后所依仗的外戚势力，势必会对朝廷政务产生某种程度的牵制与阻碍。

而待到邓绥执掌大权之时，她以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洞悉到了这一顽疾所在。于是乎，经过一番精心谋划与布局，最终为汉安帝，挑选出了出身并非显贵的阎姬，将其立为皇后。

这样一来，既避免了因皇后家族背景，过于强大而可能引发的政治纷争，又能确保皇帝的权力，得以相对稳固地掌控。

对比与前面几个皇帝的皇后，阎姬的出身确实存在着显着的差异，尤其是在家庭背景方面。在那个时代，皇后出身于名门望族，仿佛已然成为汉代皇室根深蒂固的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