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在宋襄公的主持下，一共召集了曹南会盟、路北会盟、盂地会盟，总共三次会盟。并且在这些年间的会盟征伐中，《春秋》一书把宋襄公立为盟主。

在会盟中，宋襄公遵守会盟规则，孤身前往。而自认为蛮夷的楚成王不讲信义，私下埋伏士兵，趁机把宋襄公囚禁起来。

当时楚国也正是因为不讲信义，欺负礼让的宋襄公，而为中原诸侯所不齿。中原诸侯同情并赞扬宋襄公，但作为后人，我们因为宋襄公遵守信义而讽刺他，未免有失偏颇。

标准二：朝天子

齐桓公晚年昏庸，宠幸竖刁、易牙、开方等小人，导致齐国内乱。公子们为争夺君位自相残杀，一代霸主齐桓公在内乱中被活活饿死，尸体无人收敛。

因此留下了“停尸不顾，书甲相攻”的典故。齐桓公曾托付宋襄公，在齐国危难时伸出援手。齐国太子昭无法在国内立足，只好逃到宋国求助。

宋襄公率领诸侯出兵，平定了齐国的内乱，帮助太子昭继承了齐国君位，是为齐孝公。这也体现了宋襄公信义的一面。

标准三：不失人臣之意

宋国作为公爵国，是仅有的三个公爵国之一，对周天子本来就不用以臣下之礼，而以宾客之礼相待。但宋襄公却能够极力维护周礼、施行仁义。

后人对宋襄公的嘲讽，大多来自泓水之战的“半渡不击”，恪守仁义，最终导致战败而备受嘲笑。殊不知在春秋时期，双方打仗也需要遵守周礼中的军礼。

军礼是“国之大事”中的“四礼”之一，与吉礼、凶礼、宾礼并列。无论是周天子还是诸侯决定发动战争，军队抵达战场和两军交战前一刻，这段时间都有着必须遵守的军礼。

先秦时期的军礼很大一部分不是为了实现战争胜利，而是一种优雅与礼仪。

军礼的内容和重要性远比战争胜负更重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军礼逐渐不再那么重要，战争的重要性则被不断提高，而宋襄公正是遵循周礼，等到楚军渡河后再展开决斗。

这正是宋襄公的贵族风度。循规蹈矩的宋襄公与被称为“南蛮”的楚军交战，不可避免地吃了败仗，宋襄公也因此遭到了后人的讥笑。

但在当时，他却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司马迁对宋襄公的失败甚为惋惜，说：“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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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宋襄公并不是我们现在眼光所认为的迂腐，只是因为他恪守了当时的礼仪规则。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原因就在于礼崩乐坏。孔子云：“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也证明了这一点。

宋襄公的行为恰恰就是“不失人臣之意”的集中表现。所以，把宋襄公列入春秋五霸之中还是比较合理的。

有人评价他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这其中也有特殊时期的局限。面对敌人侵略，对敌人仁义自然不适用。

现今的很多观点评价宋襄公，总是说他多么愚蠢，多么迂腐，但却看不到他讲仁义绝不是空谈仁义，而是确确实实将仁义的理念贯彻到实际行动中。

面对宋襄公，我们不应该只有嘲笑。宋襄公之所以被人嘲笑，是因为后人认为他迂腐地固守传统战争礼义而导致失败。

现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