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当阿廖沙跟着部队离开已经沦为一片废墟的斯大林格勒时，在一辆挤满人的敞篷车中看见了自己的好妹妹——瓦莲金娜扛着枪，头发剪得很短，几乎到了耳根，正在和别人聊天。

看到阿廖沙，瓦莲金娜直接从车上跳了下来。他的妹妹现在的力气都可以把他撞倒了，阿廖沙高兴地想。瓦莲金娜紧紧抱住他，欢快地像只云雀：“哥哥！”

他们两个人已经分别多久了？两个人满肚子都是问题和答案，但却不知道从何说起，自从1941年的夏天到1943年的冬天，这对兄妹已经有两年多没有见面了。他们相互提了一大堆问题，可没等对方回答，自己又说开了。

他们甚至没注意到部队要离开的声音，直到瓦莲金娜的首长大声喊她的名字，他们互相搂着的手方才松开。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才刚刚见面，现在就要分开了。瓦莲金娜担心赶不上队伍，就急匆匆向那里跑去，紧紧抓住车子外面的把手。很快好几只手把她拉了进去。

阿廖沙下意识想向自己妹妹那里跑去，但是又停下了，这可不是一个男子汉该表现出来的，他应该表现得更加信任自己妹妹。这时候他才想起来，自己忘记把伊戈尔叔叔回来的事情告诉她了。

妈妈娜塔莎从小就和他们说过的那个伊戈尔叔叔，那个曾经家里为了食物把他换给地主老爷家的小男孩，现在已经回到莫斯科了。这件事瓦莲金娜必须要知道的呀，可是阿廖沙现在被这次重逢弄得晕头转向，以至于现在才想起来。

“没关系的，等到我们一起到了柏林，我就在那里的墙上写下这行字。”阿廖沙对自己说，“到时候妹妹就知道啦！”

他没能等到那天，在1943年的夏天，一枚流弹穿过了阿廖沙的胸膛。

一开始，他就是哆嗦了一下，胸口比被钉上了一根滚烫的钉子还要疼。他没有喊叫，只是向前先迈了一步，左右摇晃了一下，然后他僵硬的身子就摔在了地上。

我还要站起来呀，我还不能倒下，阿廖沙缓缓地、缓缓地眨了眨自己的眼睛，看着头顶那片灰色的，时不时有飞机轰鸣穿过的天空。

可能在第二天天亮的时候，会有一个不认识的人来到阿廖沙的尸体边哭泣吧；第二个不认识的人会将阿廖沙·奥西波夫斯基阵亡的信写给他远在莫斯科的母亲；第三个不认识的人，他会拿来刻刀，在花岗岩上雕刻出战士的轮廓，让不朽的岩石去代替血肉之躯。

在晃动的车厢内，瓦莲金娜突然想起来，自己还没告诉哥哥自己遇到了小舅舅的事情。就是那个妈妈一直念叨的伊戈尔弟弟，他有着一双和妈妈、和哥哥一模一样的紫色眼睛。她到现在还没有回到莫斯科，真的好想念亲爱的妈妈。

“要是哥哥的话，一定会去柏林的，等到我们两个都去了柏林，我一定会在国会大厦上把我们一家人的名字都写上去！”瓦莲金娜这样对自己说，她一边擦拭着自己枪，一边听着车上的战友谈话。

突然有人唱起了《喀秋莎》，那声音可真是够灾难的，但是大伙都喜欢这首歌。于是一开始本来只有一个人唱的，但是很快就是所有人一起唱了。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喀秋莎站在那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喀秋莎站在那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车在烧焦的泥土上留下两排车辙印，背后的伏尔加母亲河奔流着，混合着她儿女们的血水，在远去的部队身后唱着歌。

*

1943年3月，阿比盖尔终于离开了医院，一直照顾她的护士对她说：“我真舍不得让你离开，我从没见过比你还要乖的病人，不会因为换药发脾气，也不会随便偷喝酒。”

“因为我的年纪比你们这里的所有人都要大啊，小姐。”阿比盖尔微笑着说，“别看我这么年轻，那是因为巫师都不显老。您别担心，我倒是挺希望再看到你的，那时候一定就是胜利的那天啦！”

她还想着去战场呢！费立霞在心里想着，然后看向从外面招进来，穿过医院玻璃窗户的那束金灿灿的阳光。她突然和这个比自己大上十几岁的女人开起玩笑：“你说要等我们胜利了再见面，那你说会是什么时候呢？”

话刚说出口，费立霞就后悔了，战争现在谁都没有个把握说结束，这样不就是在为难阿比盖尔吗？但是女人沉思了一会，她看向窗外那初春的景色，冰雪开始消融，树枝也抽出了新芽：“还要两年，对，一定能结束的……我有这个感觉，护士小姐！”

女人的眼睛亮晶晶的，只有年轻人才有这样的一双眼睛，费立霞想到。

“我真想感谢你，我有这个感觉，再坚持两年，我们就一定能在柏林见面！”阿比盖尔笃信地说，这副样子让费立霞忍不住想起家里的小侄子，他谈到自己已经牺牲的父母时，就是那么说的：“我的爸爸妈妈一定还活着呢，就在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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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牺牲的人一定还在爱着他们的人的心里活着，这场残酷的战争也终究会在某天迎来终结。

安塔雷斯没有和阿比盖尔离开，他决心要留在苏联，这不仅是联合作战协会发下来的命令，还是安塔雷斯本人的意愿。可是这下他们两个却又要分别了，他们都四十岁了，人生还有多少个四十年呢？